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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历史上治理能力的差距,被某些人做了颠倒黑
发布日期:2020-05-20 10:53   来源:未知   阅读:

这是2018年《中国档案报》上我的一组连载文章,有些有一定的时效性,有些是结合档案原理的基本理解。传统报纸文章,一般只能短小些,读起来也算轻松。

秦朝的国祚不长,随着陈胜吴广的起义,刘邦、项羽等枭雄竞相而起,楚汉相争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象棋的棋盘。一般认为,刘邦、项羽在秦都咸阳的表现导致了重大的民心向背。刘邦先攻入咸阳,在他人的规劝下,没有骚扰和破坏便离开秦朝首都,驻军灞上。项羽进入咸阳后引兵屠戮,杀秦王子婴,火烧秦王宫,大火三月不熄,项羽军队掳掠财宝美女后离开。两者比较使项羽输了民心。但刘邦进入咸阳也并非“分文不取”。刘邦手下曾任县吏的萧何命人迅速占据秦朝的行政机关驻地,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图、法令等官方档案仔细清查并收藏起来。

我们如果单看中国历史,难以感受萧何此举的全部意义,最多认为萧何是个超级行政管理人才,有很强的先见之明,为日后管理国家而未雨绸缪。事实上,萧何既然要收集户籍、土地等官方档案资料,至少说明中国在那时已经有了普查制度。虽然古代普查不同于今天,但有没有人口和财产的普查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

中国最早在《周礼》中已记载有户口登记,但我们不太清楚周朝户籍统计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关于萧何收藏秦朝官方档案这个记载则很明确地表示中国那时候已经有了全国性的统计信息。比较而言,欧洲与秦汉处于同一时代的罗马帝国也有人口普查,但两者关于普查的概念是不同的。欧洲若往前追溯,古希腊梭伦时期,雅典也有人口普查。然而,雅典人口少,普查对象不包括奴隶,只针对公民身份,因此,只有几万人。所谓公民身份就是要打仗、有投票资格的少数人。事实上,罗马的人口普查与之类似,奴隶因为对国家没有权利和义务,只属于私人财产,不在国家普查、统计范围内。所以我们看到布匿战争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统计只有20多万人,显然只是全部人口的一部分。而在秦国,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便是消除和抑制贵族,实行全国性的户口登记制度。

人口统计和财产普查与征税有关,也与民众同国家政府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关。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度有一句话可以描述它的关系形态:我的附属的附属,不是我的附属。因此,国王只对贵族征税,而不对贵族的下属征税,国王也就不必统计贵族下属的信息。所以,罗马帝国后,欧洲长期没有人口财产的普查和统计信息。英国最早的人口普查是在11世纪,当时发生了诺曼征服,即来自法国的诺曼占领了英国。诺曼征服属于外来者,为了向英国本地贵族征税,所以才有了人口和财产普查。与之类似,俄罗斯最早的人口和财产普查是蒙古人占领后做的。而俄罗斯自己在彼得大帝时才有第一次人口和财产普查,由此也可以看出受中华文化影响的蒙古人当时的治理能力比俄罗斯强。

古罗马帝国的人口统计并不规范,也没有像中国那样定期统计。罗马帝国到处发动战争,征服了很多地方。对于征服的地方,往往没有普查信息,但征税是征服者的权利,没有人口和财产统计信息如何征税?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职业,叫做“包税人”,即征服者委托某人代为征税,被委托之人只需向征服者缴纳固定的总税额。被委托人自己征缴了多少,征服者并不管,其差额部分便落入包税人自己的腰包。因此,包税人是一个很容易发财的职业,一般由地方豪强或资本家担任。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例如法国,也出现了包税人制度。事实上,这都是人口和财产普查统计缺乏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最多在某些非常偏僻的地区才有类似的方式。

人口和财产普查统计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但是到了今天,中国和西方历史上治理能力的差距,被某些人做了颠倒黑白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很早就有详细、定期的人口户籍统计,说明中国那时候就是不自由的,而欧洲很晚才有人口普查,说明欧洲长期都是自由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上长期没有普查统计信息的非洲大陆更自由呢?如果说蛮荒、落后就是自由,我们也难以反驳,但这种自由有何价值?再说现代国家为何要有更丰富准确的人口及财产普查统计呢?因此,仅仅从自由这种单一的价值标准解释历史,往往会扭曲真相。

(这个系列连载结束。本来想接着写,时间有限。有空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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